中華隨處大小便溺史:1900年夏,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,他們發現自己竟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! – 兩個太陽的台灣

中華隨處大小便溺史:1900年夏,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,他們發現自己竟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!

魚夫於上海拍攝

本文摘自騰訊網,作者諶旭彬,原題為《中國近代“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”,始於八國聯軍》。

阿波羅網責任編輯: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、出處並保持完整。

慈禧太后朝服照(圖源:維基百科公有領域)

1900年夏,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。然而,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,進入北京城後,他們發現自己竟置身於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之中。

八國聯軍對此深惡痛絕,並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隨地大小便陋習。

事實上,在當時的中國,不僅北京如此,全國各地都流行著隨地大小便的陋習。

八國聯軍進京後,對京城隨地大小便的風氣,採取強硬手段嚴禁

戲曲名家齊如山,在這座巨大的露天廁所中生活了多年。

據他所見,清末之時,“北平城內,……各大街之甬路,都是高與人齊,矮者也有三四尺高,兩旁的便道也很寬,

但除小商棚攤之外,其餘都是大小便的地方,滿街都是屎尿。一下雨則都是水窪。

”①名妓賽金花,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,也說:“北京的街道,那時太腌臢了,滿街屎尿無人管。

洋人最是嫌膩這個,便下了個命令,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,倘有一點污穢,查出來是先打後罰,

他們這種辦法,固然太厲害些,可是北京的街道卻賴以潔凈了許多。

後來西太后迴鑾抵京,看見街上比從前又整齊,又乾淨,很是喜歡,很誇讚洋人們能幹。”②

慈禧有沒有“誇讚洋人們能幹”,不得而知。但八國聯軍對北京城這座露天大廁所深惡痛絕,卻是實情。

聯軍入京時,一名叫做“仲芳”(這是此人的字,其姓、名不可考)的讀書人,

居住於宣武城南椿樹二巷之“叢桂山房”,留下了一部日記,載有頗多聯軍強迫北京市民改變隨地大小便陋習的情形。

如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八月初九日記:

“德國在通衢出示安民,內有章程四條,其略曰:一德界內糧食,禁止出界外販賣;一各巷街道令各戶修墊平坦,打掃乾淨;

一無論鋪戶住戶,每日門前於七點鐘各懸燈一盞,至十一點鐘止;一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,違者重辦。”③

聯軍不許隨地大小便,對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嚴重“影響”。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,仲芳氏記:

“近來各界洋人,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、潑倒凈桶。大街以南美界內,各巷口皆設公廁,任人方便,並設立除糞公司,挨戶捐錢,專司其事。

德界無人倡辦,家家頗甚受難。男人出恭,或借空房,或在數里之外,或半夜乘隙方便,趕緊掃除乾淨。

女眷臟穢多在房中存積,無可如何,真所謂諺語‘活人被溺蹩死’也。”④

頗多實在憋不住繼續隨地大小便者受到了聯軍的嚴懲。十一月十六日,仲芳氏記:

“各國界內雖不準在沿街出恭,然俱建設茅廁,尚稱方便。德界並無人倡率此舉,凡出大小恭或往別界,或在家中。

偶有在街上出恭,一經洋人撞見,百般毒打,近日受此凌辱者,不可計數。”⑤

聯軍不僅僅只關注隨地大小便。對京城隨地堆放垃圾的現象,也同樣深惡痛絕。十二月十八日,仲芳氏記:

“惟烈風時起,塵沙敗葉吹滿門,必須時刻掃除乾淨,否(則)遇洋人巡查,即遭威嚇。

又爐灰穢土,街前不準堆積,無處可倒,家家存積院中。英美各界,均有公捐土車,挨門裝運。惟德界無人倡率此舉,似亦缺事耳。”⑥

次年春夏之際,聯軍陸續撤離北京。北京市民再度獲得隨地大小便、隨處堆放垃圾的自由。仲芳氏深感愉悅,於光緒二十七年(1901年)五月十四日記:

“城內城外各段地面,即歸還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巡緝,近日尚稱安靜,搶盜之案亦不甚多。

……各街巷掃街、潑水、點燈、倒土、出恭、夜行等事,暫多鬆懈,不甚嚴查究責。究竟我兵同氣連枝,互相憐憫,不比洋人橫暴耳。”⑦

1900年前後,隨地大小便之風並非北京獨有,大者如上海、天津,中者如營口,小者如山海關,都不例外

八國聯軍侵入之前,市民隨地大小便的現象,實非京城獨有。在上海,鄭觀應1890年代之所見是:

“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凈,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,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,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,

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,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,惟掩鼻而過之而已。可見有司之失政,富室之無良,何怪乎外人輕侮也。”⑧

在遼東營口,因俄國人強迫中國市民清理隨地所拉之大便引發激烈衝突,《大公報》1902年曾刊文打抱不平。其文稱:

“查街除穢之俄兵,每見途巷之中,牆垣之下,有遺留之糞溺,皆不肯用鐵鍬掇除,輒逼迫左近商民,以手捧掬遠移焉。

……職是之故,深結眾怨。後復有派人以手捧糞之事,遽被華民捧糞污,擲俄兵面目,遂遠遁焉。俄人之看待華民,直奴隸之不若也。”⑨

俄兵強迫隨地大便的國人用手捧糞,國人則把糞扔到俄兵臉上,衝突由此而起。

顯然,據文章語氣,作者對俄兵的痛恨,遠超過了對中國人隨地大小便的厭惡。

在山海關,同據《大公報》的報道,1905年禁止隨地大小便後,民眾頻頻抱怨生活不方便:

“人言藉藉,多稱不便。緣各衚衕內,皆系住戶,距廁較遠,既不得隨意便溺,左近又無官廁……”⑩

在天津,美國人阿林敦感慨“直到1900年都被說成是廈門之外中國最骯髒的城市”。王錫彤1898年的觀感則是:

“道路之污穢,街巷之狹隘,殊出情理外。沿河兩面居民便溺,所萃不能張目。”(11)

八國聯軍撤走後,北京城公廁稀缺,天津城恢復“糞溺狼藉”之舊貌

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天津、北京,當是中國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隨地大小便。

這種全城禁止,純以武力威懾為後盾。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,

曾見到“另一國人士為了宣揚他們清潔的信條,射殺任何在公眾場所便溺的人”。

(12)聯軍控制下的天津,也是同樣的情形。天津文化人士儲仁遜,曾目睹一名外國士兵在發現一名十餘歲的中國少年隨地大便後,用刺刀威脅少年以雙手將大便捧至指定之處。

(13)如此種種,與前引仲芳氏日記中所言“在街上出恭,一經洋人撞見,百般毒打”相一致,足見聯軍禁令的執行力度確實很大。

可惜的是,重返京城的清廷,並無意繼承八國聯軍留下來的那些公廁。

相比需要政府出資的公廁,他們更喜歡聯軍留下來的用於維持治安的巡捕制度,以及由道路兩側居民出資、出力維持的路燈制度、道路洒掃制度。

據統計,直到1911年,北京城區仍只有官建公廁3座,私建公廁5座。

(14)在天津,聯軍撤退後,負責接收的袁世凱雖然保留了官廁,但這種官廁,並不等同於公廁,據儲仁遜講,大便須收五文,小便須收兩文。

1902年,《大公報》如此報道聯軍離開後的天津:“洋官經理時,街道極為潔凈,刻下則糞溺狼藉,又復舊觀矣。”

1904年,《大公報》又報道,天津街頭“來往行人任便當街撒尿,並無人禁止”。

以上,既非欲“美化八國聯軍”——其侵略性質毋庸置疑;也非欲“醜化中國人”——城市居民排泄物的處理,終究是一項須由政府統籌提供的公共服務。

清廷高層並非不知北京城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廁所,也並非不知西方國家的城市衛生是如何情狀。

1860年年代,奉旨出洋的斌春、張德彝、志剛等人,已見識過巴黎的“凈無塵埃”、英國廁所的“時時洗滌,極精潔”;

1870年代,奉旨出洋的李圭、劉錫鴻,也已見識過倫敦的“潔凈無穢氣”,東京的“河渠深廣潔凈,道路開闊,時時洗滌之,經過處無纖毫穢物也”

(15)……但在清末所有的新政舉措中,公廁始終缺席。即便是八國聯軍在北京實施了公廁制度,清廷也無意繼承和延續。

近年來,頗多學者和著作談及晚清新政,多惋惜其改革誠意被革命所中斷。

然而,這樣一個連公廁這類最基本的公共服務,都無意好好向民眾提供的政府,欲證明其改革有誠意,恐怕也是很難罷。

注釋

①《齊如山文集》(第10卷)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10,P32-34。

②劉半農,商鴻逵/訪問整理,賽金花/口述,《賽金花本事》,嶽麓書社,1985,P37-38。

③仲芳氏,《庚子記事》,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《近代史資料》編譯室/編,知識產權出版社,2013,P61。P33。

④同上,P52。

⑤同上,P61。

⑥同上,P64。

⑦同上,P70-71。

⑧鄭觀應,《盛世危言·修路》,收錄於《鄭觀應集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,P663。

⑨《污人自污》,《大公報》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,第5版。轉引自:余新忠,《防疫·衛生行政·身體控制——晚清清潔觀念與行為的演變》。

⑩《善後事宜》,《大公報》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八,第3版。轉引同上。

(11)張海榮,《清末天津衛生事業的發展與市民衛生觀的初步確立——以〈大公報〉為中心的考察》。收錄於《城市史研究》第31輯。

(12)陳詩啟,《中國近代海關史》,人民出版社,2002,P348。

(13)儲仁遜,《聞見錄》,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三(未刊)。轉引自:(美)羅芙芸,《衛生的現代性: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》,江蘇人民出版社,2007,P176-177。

(14)段柄仁/主編,《北京衚衕志上》,北京出版社,2007,P46。

(15)范鐵權,《近代科學社團與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》,人民出版社,2013,P36-44。

以上全文,附上一篇《自由時報》報導,就更為完整了:
中國遊客經常傳出在旅遊景點隨地大小便,為了改善這情形,中國官方也積極努力宣導如廁教育,有外媒報導指出,中國當局近2年來已在全國完成5萬多座廁所,並企圖透過教育宣導國民如廁習慣,官方還說要特別從小孩子教導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