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治時期台灣鋪路全靠人工,用鋤頭、鏟子、掃把、畚箕等工具,且當時道路是石子路,沒有鋪柏油。 – 兩個太陽的台灣

日治時期台灣鋪路全靠人工,用鋤頭、鏟子、掃把、畚箕等工具,且當時道路是石子路,沒有鋪柏油。

第八章 擔任保正 (1936─1945)

圖說:李雅容

昭和11年 (1936年) 7月,舉家從日本遷回臺灣後,父親被推舉為保正。保甲制度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警察機構用來控制臺灣社會的制度。每十戶組一甲,百戶組一保。每一甲設一甲長,每一保設一保正。保正是由保內居民推舉出來,無給職的基層工作。有趣的是,被選上還不得拒任,屬於一種榮譽職,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,頗受鄰里的尊重,因此都很熱心地為民服務!

日治時期西螺街役場管轄三十保:父親擔任西螺派出所轄區內十四保中的第九保保正,第九保的範圍是今天的福興里。父親從昭和11年到20年 (1936年到1945年)日本戰敗投降為止,做了將近十年的保正。還被推舉為保正聯合會會長,相當於今天的里長聯合會會長。

有關保正的工作,從父親留下來的幾張照片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其中有三張照片是昭和18年2月3日「西螺第十四保マラリア (malaria瘧疾) 防遏作業及ビ (和) 道路補裝狀況記念」,當時瘧疾猖獗,總督府發佈了一些有關撲滅蚊蟲,預防瘧疾的法令。而實際在街坊鄰里間推行這些政令的就是保正。保正還要發動保內民眾義務勞動、造橋鋪路。從照片中可以看出當時鋪路全靠人工,用鋤頭、鏟子、掃把、畚箕等工具,非常辛苦。還有一張照片是 (昭和) 18年2月23日,是「西螺 マラリア (malaria瘧疾) 防遏作業及ビ (和) 道路補裝州審察記念」。也就是道路鋪設工作完成,州廳長官前來視察的紀念。可以看出當時的道路是石子路,並沒有鋪柏油。州廳官員坐車蒞臨視察,民眾在路旁行禮致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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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初期為了消滅及預防傳染病的蔓延,曾頒佈《臺灣污物掃除規則》等法規,透過保甲制度來推行。每一家設置圾垃箱,垃圾的清理及廢棄物的處理,都要按照規定。那時並沒有「垃圾分類」之名,卻有「垃圾分類」之實。字紙、報紙、玻璃罐、破鍋子、… 連牙膏管都賣給收「歹銅舊錫」的「古物商」;廚餘則放在一定的餿水桶,供自家或他人收集,用來養豬。當時並沒有免洗的碗、筷、便當盒、保特瓶等等。真正放到垃圾桶裡的東西,其實是相對單純,不會發臭的。

根據《臺灣污物掃除規則》,社區要定期實施環境清潔活動。桌、椅、衣櫃、箱子都要刷洗。棉被、榻榻米也要拿到戶外晒太陽,用日光消毒。還要用棍子敲打棉被和榻榻米,去除蓄積在裡面的灰塵。屋外的水溝也要清理,絕不可有污泥淤積、阻塞的現象,更不可有腐臭味。而保正、甲長和警察則挨家挨戶督促打掃、檢查清潔。臺灣人的衞生習慣,可以說是在日治時期養成的。

二次世界大戰末期,日本政府實施民生物資管制,保正負責分配米、糖等生活必需品。第九保內的居民都到我們家來領配給品。

大姑的三子和四子是一對雙胞胎。小時候染上了當時流行的頭癬—俗稱「臭頭」。頭癬極具傳染性,日治時期,非常注重公共衛生,兒童臭頭就不得入學。其實兩位表哥的臭頭已經痊癒,可是公學校刁難,不讓他們入學。父親一出面,西螺公學校校長三好照藏,聽說是保正聯合會會長的外甥,一口就答應了。

日治時期市區改正之後的街屋普遍設有亭仔腳(騎樓),方便行人遮陽避雨。亭仔腳是公共空間,照規定要保持暢通,供行人走路,不能做買賣,也不可以當工作場所。日本警察經常巡邏,嚴格取締違法設攤,連稍事停留買賣都不准。不過還是有些小販,手端著大柑模,在亭仔腳賣自己做的粿、麻糬,或是挑擔子賣玉米或水果等食物,把擔子停放在亭仔腳。這些人為了生活,不得不和警察捉迷藏。有時候不幸被警察逮到,就會被押到派出所去。受到嚴厲的訓斥,甚至被毆打。謀生的工具柑模、擔子連同商品也被沒收。損失慘重的小老百姓,離開派出所後,就跑到我們家,請求父親幫忙。父親一向關懷弱勢,就立刻打電話給派出所,請他們高抬貴手。日本警察相當勢利,對於有社經地位的臺灣人,也敬畏三分。接到保正聯合會會長的電話,也就把沒收的東西發還給小販了。

「以後目睭捌卡金咧,走卡緊咧,不通擱乎人掠得。」

父親總是對小販這樣說。他知道他們還得過活,還得做生意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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