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色恐怖時期,逮捕嫌犯不告知家屬解送地點。被抓的人和家屬也不敢聲張…… – 兩個太陽的台灣

白色恐怖時期,逮捕嫌犯不告知家屬解送地點。被抓的人和家屬也不敢聲張……

第28章 失去自由 (1951年初夏) (2)

圖說:李雅容

當時八歲的五姊仍然記得保安司令部來抓父親的那一幕:

「三個『大人』(台語警察之意) 站在金庫旁邊,金庫正中分成左右兩扇門。右邊的門上有一個圓形鈕鎖,媽媽蹲下來,手握著鈕鎖,向左向右各轉了一下,轉到特定的刻痕,也就是密碼的所在,金庫的門就開了。裡面隔了幾層,每層都有細緻的木盒。媽媽奉命端出裡面的東西。一條條的黃金、一包包的首飾,好幾卷的『股券』(股票) 和所有權狀,還有一疊的信件。


『怎麼有這些金條?』特務問。
『買的呀!』爸爸冷靜地回答。
『在哪裡買的?』
『台南。』
『為什麼買這麼多金條?』
『怕錢薄了。』 (對於1949年四萬換一元的幣制改革,大家仍心有餘悸。)
『怎麼有這麼多首飾?』
『也是買的呀!我們有七個女兒,每次去台南看到好的就買,將來給她們做嫁粧。』父親乾脆一次解釋清楚。
『把這幾卷打開!』媽媽把所有的股券 (股票) 和所有權狀一一攤開,特務也是一一檢視。

『這一堆又是什麼信?打開!』等媽媽把信拿出來,特務傻眼了。最上面的一個信封印著『陸軍裝甲兵司令部』幾個火紅的大字。裡面白色的宣紙上端印著『陸軍裝甲兵司令部用箋』十個紅色的字。稍大的小楷行書,挺拔飛揚,如下:

接著是黃朝琴(臺灣省臨時議會議長)、李萬居(臺灣省臨時議會副議長)、

黃啟瑞(臺北市議會議長)、黃國書(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)、周菩提 (第一銀行總經理) … 等好友的信。大多是慰問爸爸身體違和,囑多保重的信。沒有一封『與廖匪文毅通謀的信』。特務不再搜索,掉頭帶走爸爸,還是沒有上手銬。」

白色恐怖時期,逮捕嫌犯不告知家屬解送地點。被抓的人和家屬也不敢聲張。住在對面的三叔,看到警察來抓人,不祥的預感浮上心頭──「不好了,輪到阮阿兄 (我哥哥)了。」馬上叫司機備車,緊張地等待。警車一開,他就機警地尾隨,一路跟蹤。

警車先到斗六雲林縣警察局。局長看到是李鎮長,立刻聯絡縣長吳景徽。吳縣長是父親好友,聞訊火速趕到。兩人向保安司令部反映:「逮捕李應鏜,雲林縣會出代誌。」無奈保安司令部執意抓人,繼續解送到嘉義。父親耽心自己會「下落不明」,刻意到處留下「痕跡」。藉口本身是肺病患者,需要許多「粗紙」吐痰,要求途中經過台西客運公司時,讓他下車跟任職台西的小舅子陳重成要「粗紙」。事實上,當時父親的肺部的確已經有問題,經常咳嗽,需要「粗紙」吐痰。那年代還沒有衛生紙,使用「粗紙」算是時髦而衛生的。他一向愛乾淨,清晨恐懼匆忙中忘記了。向來仔細的母親也嚇得忘了幫他準備。

阿舅的女兒,美伶表姊回憶說:

「那天早上,吉普車載著姑丈來台西客運。當時我們的宿舍就在後面,我常常到前面的辦公室玩。有三個人跟姑丈來,兩個站在他的左、右兩邊,一個站在他後面。姑丈好像穿睡衣。平常我看到的姑丈總是西裝筆挺,風度翩翩。那天他鬍子也沒刮,顯得狼狽不堪。我叫他,他也沒反應。只是跟我爸爸拿了很多『粗紙』。」

當然阿舅立刻通知西螺家裡。其實三叔一路尾隨警車,到了嘉義地檢署,馬上通知在嘉義農校讀書的二表哥──大姑的二兒子林堯生,和在嘉義開工廠的表姑──二舅公的女兒莊張上珠。請他們分別守住地檢署的兩個出口,掌握父親的行蹤。安排妥當後,三叔立刻驅車趕回西螺。

此時母親已和二舅公張崇岳及父親的摯友廖清江醫師出發去斗六,打算搭火車去台中找蔣緯國幫忙。臨行阿嬤還提醒母親換一件素雅的衣服。一向注意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,穿戴合宜,雍容華貴的母親,這天憂心如焚,什麼都記不得了。

到了斗六,要去台中本來應該搭山線火車。結果三個經常出入內外,見過大世面的人,竟然誤搭海線火車。抵達清水時才發現錯誤,又折返彰化。在彰化火車站換車之際,突然有一位高大英挺,戴著一付太陽眼鏡的男人,從背後拍著母親的肩膀用日語說:「奧さん,どこに行きますか?(李太太,您要去哪裡?)」母親定睛一看,真是喜出望外,那是蔣緯國的副官。母親受日本教育,不會講北京話。而駐紮在西螺的裝甲兵中,她認識的唯一會講日語的就是這位董副官。母親把原委述說一遍。董副官告訴她,將軍有時住台中,有時住台北,這幾天人在台北。他會馬上報告將軍,請將軍協助。他又把蔣緯國的電話、地址給母親。請他們立刻搭車北上。

折騰一天,到台北已是晚上八、九點了。二舅公和廖醫師都認為太晚不好意思打擾,而且董副官既已答應幫忙聯絡,明天再訪不遲。不如利用這段時間趕到省參議會拜會省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。李萬居認為「代誌大條」,又帶著他們去找父親的另一位好朋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。黃議長也認為只有蔣緯國將軍才幫得上忙,三人於是回旅館休息。

三叔從嘉義回來,看到家裡滿目瘡痍,一片愁雲慘霧。下午六點左右二姊放學回到家裡,才知道父親被捕,母親外出尋求援救,吉凶未卜。三叔正指揮司機和傭人們更換麻袋,處理滿地的稻穀和砂糖。七十二歲的阿嬤還在啜泣。二姊一向聰明能幹,遇事沈著冷靜,把弟妹好好地安頓在二樓。當時大姊十七歲,她從小體弱多病,十足的「大小姐」。二姊十五歲,四姊九歲,五姊八歲,六姊五歲,我才三歲,弟弟還是一歲的小嬰兒。哥哥十三歲,在台南念書,不在家。

阿嬤平常睡在樓下大廳後面她的房間裡。那天晚上特地到樓上來,說是陪小孩子,安慰我們。其實最需要安慰的是她老人家。她整晚憤憤不平、反覆不停地說著同樣的話:

「日本時代,恁爸爸反日本,日本人嘛嘸甲伊抓去。中國時代,做鎮長,做甲無暝無日,又替公家開那麼多錢,賣三甲田嘛無夠。擱甲咱抓去,此種政府敢有天良?都是我害他的,我當初那麥叫他做鎮長就好了。
(日本時代,你們的爸爸反日本,日本人也沒有把他抓去。中國時代,做鎮長,不眠不休,又替公家花了那麼多錢,賣三甲田也不夠。又把我們抓去,此種政府有天良嗎?都是我害他的,我當初如果不要叫他做鎮長就好了。) 」

阿嬤哀聲嘆氣,輾轉難眠。倒是二姊不斷地安慰她。阿嬤睡不著,就和二姊談起了李家的陳年往事、悲歡歲月和阿祖 (外曾祖父) 給父親批的流年。直說父親並沒有牢獄之災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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