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親常說減租可以,但強調「地主不勞而獲」,與事實不符,對地主不公平,也是對他們人格的踐踏。 – 兩個太陽的台灣

父親常說減租可以,但強調「地主不勞而獲」,與事實不符,對地主不公平,也是對他們人格的踐踏。

第30章 土地改革 (1)

圖說:李雅容

1949年1月5日,陳誠就任第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,上任不到一個月,二月四日即公佈實施「三七五減租」。開啟了臺灣三階段的土地改革:(一) 三七五減租,(二) 公地放領,(三) 實施耕者有其田。

「三七五減租」規定自1949年第一期農作物收割繳租起,地主向佃農收租時,取消預收地租及押租金,租額不得超過正產物收穫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。且租期至少六年,在租期中非因法定事故,地主不得終止租約,以保障佃農的權利。

推行三七五減租的過程中,一再醜化地主,強調地主的「不勞而獲」,以及對農民的刻薄剝屑,來合理化對地主的強取豪奪。其實1950年代之前的臺灣舊社會,地主和佃農或僱農之間的關係是相當和諧的。1971年6月環宇出版社出版,張景涵、張紹文、包青天等著作的大學叢刊 16《臺灣社會力的分析》一書中第五頁提到:

「臺灣的舊式地主是舊社會的中堅:這是維繫臺灣舊社會安定的中產階級,也是日本人過去所以能統治臺灣五十年,所憑藉最主要的社會力量。地主們所憑藉的資本主要乃是土地資本。由於傳統農業社會深入人心的倫理制度,推展了敦厚樸實的人際關係,大致而言,舊社會裡地主和佃農之間的『勞資』關係是相當和諧的,這是維持臺灣舊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礎。」

陳儀深計畫主持的口述歷史訪談錄《濁水溪畔二二八》083頁,受訪者游賜壹說:

「…… 以前我家有很多田,所以有很多佃農,被抓之前那段時間,我每天都住在不同的佃農家裡 ……」

在那包庇、窩藏叛亂犯、政治犯會招來殺頭之禍的年代,佃農願意冒著生命危險收留地主,就可以看出彼此情誼之深厚了。

臺灣傳統地主的土地取得方式,迥異於中國土豪劣紳的「圈地」。以我們家的田地來說,每一分每一畝的土地都是祖先克勤克儉辛苦買下來的。阿公經商致富,購置不少田產。他過世後,阿嬤靠著他留下來的田地,利用省吃儉用的節餘再置田,累積財富。她每年都有一定的購田目標。如果該年盈餘不夠買田,阿嬤就向「信用組合」貸款,付利息,切實達到預定的「增產」計畫。阿嬤如果生在今天,絕對是一個勤勞幹練、有遠見的女企業家。買土地要成本、田租稅金也要付,還要買肥料,怎能說地主不勞而獲呢?以今天的例子比喻,如果你省吃儉用,買了幾間房子,坐收房租,可以說你不勞而獲嗎?父親常說減租可以,但是強調「地主不勞而獲」,與事實不符,對地主不公平,也是對他們人格的踐踏。

和當時候很多的士紳地主一樣,父親從小受日本教育,及長留學日本。那時期的日本教育,深受西歐的影響。而人道主義正是那時代西歐社會的核心思想。馬克思以人道主義的信念批判資本主義,希望無產階級擺脫被壓迫的悲慘命運。父親以及他同一時代的知識分子深受影響,大多傾向社會主義及人道思想,同情弱勢貧苦大眾,對佃農向來都很寬厚。地主和佃農關係一向和諧。比起「耕者有其田」政策,「三七五減租」對一些地主來說,相對地堪可接受。

1949年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時,正是父親擔任鎮長期間 (1948年11月1日―1951年8月14日),執行上級政府既定的政策是他的職責,儘管政策和他個人的利益嚴重衝突,他也只能無奈地配合實行。

在國民政府高壓統治、二二八事件的陰影、以及大戶餘糧收購辦法的慘痛經驗下,三七五減租政策是在地主們幾乎毫無抵抗的情況下進行。世新大學教授李筱峰著作《60分鐘快讀台灣史》第四十集〈一魚多吃的土改〉中提到:

「……當時握有軍政大權的省主席陳誠,在推動三七五減租政策前,曾召集地方首長和士紳公開談話說:『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行,我相信困難是有的,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,但是我相信,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。』陳誠把話說得如此露骨,地主們豈敢不『深明大義』而趕緊與佃農簽約?」

國民黨的土地改革,靠的是血腥鎮壓和洗腦。雖然沒有人敢反對,但是業佃的協調仍然是一件大工程。1950年4月21日父親因為「推行三七五減租工作努力」獲台南縣長記功乙次。得到這樣的獎勵,不知他是欣然接受,還是感慨萬千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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